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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威代理,《二十二》导演郭柯:中规中矩可能做不了这事

时间:2020-01-11 16:32:19

百威代理,《二十二》导演郭柯:中规中矩可能做不了这事

百威代理,《二十二》海报。

郭柯与韦邵兰老人。

四川省委宣传部报送的成都本土电影导演郭柯执导的纪录片电影《二十二》,入选了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特别大奖名 单 (2014——2017),这部关注“慰安妇”受害者的纪录电影,票房已破1.7亿,也让导演郭柯红了,尽管他自己不这样认为。但一天最多被安排18家媒体采访,无疑是“流量担当”才有的待遇,穿梭在影院、咖啡厅、酒店、演播厅、办公楼之间,他脚步飞快。对于一个“北漂”15年的人来说,这种节奏已成习惯,但回到那个以“慢生活”闻名的故乡成都,朋友总说,“你走那么快做啥子”。

曾经的坏小孩

采访中媒体总问郭柯,为什么会关注这些“慰安妇”受害者,郭柯总是回答,或许是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缘故,对老人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

父母离异后,忙于工作疏于管理,加上奶奶的溺爱,让“骨子里就向往自由”的郭柯一直处于“放养”的状态。叛逆、任性,是郭柯贴给自己的标签,他甚至直言不讳“我就是个混子”。

“中规中矩的人可能也做不了这件事。”中学时的郭柯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“坏学生”,早退旷课是常事。1980年出生的他,赶上了街机游戏最流行的时期,每星期都会旷一两次课和小伙伴去打游戏。

初中毕业后,郭柯选择了职业高中的文秘专业,期间还去卖豆奶挣提成,只干了一天,给家里买了两箱。领导说,你明天不用来了。这样没到一年,郭柯又退回高一重新读表演专业,因为“轻松、没压力”,但一年不到“又撤了”。

1998年,17岁的郭柯进入香港演员方刚成立的培训班,参与公司制作的连续剧拍摄。两年多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让郭柯入了门,但之后他和同事们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。“点个盖浇饭,租个光碟,然后就躺在床上看《流星花园》,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。”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一点好处:自由,不受束缚。后来接受采访时,郭柯常用同样的词来形容《二十二》。

站在人生的路口,最后他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,临走时家里给了2000块钱,他却请朋友“唱k”花掉1200。郭柯带着这800块钱和同学一起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。

2002年2月28号,那天的日期,郭柯脱口而出,他现在还留着车票。

“第一次考试花了不少钱,找名校老师培训声台形表,朗诵都是普希金。”可复试就被刷下来了。第二年报考,郭柯什么都没准备却顺利通过了专业课考试,然而这时有了拍戏的机会,他便放弃了文化课考试。

在亲戚的介绍下,郭柯做了副导演。“一开始帮助导演做一些案头工作,看剧本推荐演员,后来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转做现场副导演,比如几点化妆,出了状况怎么调整,调整的同时要完成各部门沟通,非常机械化。”郭柯对自己业务的评价是“还行”,因为他没什么杂念,就想着干活。

10年来,郭柯参与过近50部电影的拍摄,他的工资从每月8000元开始,到3万、5万。从一年一部戏,到一年休息一个月,感觉自己“很牛”。但他直言不喜欢这份工作,完全是为了生存,这样的生活压抑了自己太久。

《三十二》里的狠心

《二十二》里的暖心

2012年的一天,郭柯在微博里发现了“慰安妇”受害者韦邵兰老人和“日本儿子”的照片,看到了他们的困境,看到了历史与当下的冲突,郭柯想到记录这个特殊群体或许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探讨,因为那种强烈的情感共鸣是共通的。基于对题材的敏感和对当事人的同情,他决定自己独立执导。

恰好刚拍完戏,得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帮助,郭柯几乎什么都没准备就去了。当时,全国仅存32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,他便给这部纪录片命名《三十二》。

拍摄过程中,他使用了很多摆拍的方式,拉着韦邵兰老人开车“颠”了十几分钟的路,请老人走几步,只为了构图好看。他甚至在老人逝去的丈夫坟前故意问起过往的伤心事,老人哭了,不忍心的摄影师将机器关掉,郭柯说,开机,继续拍!

拍摄过程。

但那天,郭柯自己大哭一场,他说那时候觉得自己不是人。

郭柯为老人的苦难揪心,也被老人的乐观动容。老人记得曾经的美好,那些儿时唱山歌的画面被提起依然笑语盈盈,“日头出来点点红,照进妹房米海空……”

结束了8天的拍摄,郭柯给老人买了电饭煲,这样她就不用在柴火灶上煮白菜吃了。临走时,他问“会用吗?”没想到92岁的老人说,“哪有天生就会用的人,我可以学啊。”

“那时各种推拉摇移……现在想想,好滑稽。”回过头看,郭柯觉得自己只是在利用老人对所谓影像进行肤浅的理解。

《三十二》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项,激发郭柯想要继续拍下去,更重要的是,从2012年底到2014年初,这些老人的在世数量急剧下降。“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零,再不快一点,就真的看不到她们了。”与时间赛跑的急迫和信念让郭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《二十二》的拍摄中。

刚开始拍时,郭柯仍想从中探究一些东西,为此还请了不同年龄段的三名女同事跟老人相处,然而摄制组重点拍摄的四名老人更愿意说一些亲人间的事,不想揭开自己的伤疤。

“第一个人不说,第二个不说,第三个还是不说。”郭柯想,那就不说吧,干脆扔掉提纲,就把流水账一样的生活组合在一起。

拍摄过程中,毛银梅老人不睡午觉,总操心剧组工作人员吃了没、睡了没、晒没晒太阳。为了不影响老人,郭柯就把剧组撤远一些。每天少则几分钟、最多两小时的拍摄,让摄影师很不习惯,他提醒郭柯,那台机器可是个计价器啊,一天2万,郭柯说不管它。

慢下来的郭柯开始发现,这些老人的形象更清晰。毛银梅每天会摘下盛开的栀子花给工作人员戴上;林爱兰喜欢动物,她宁愿自己少吃一些,也要给剧组带来的狗喂饭;李爱连天不亮就起床给剧组炸馒头片,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儿子对拍摄有顾虑,她却说,拍!

那些日子,工作人员与老人聊天都叫名字:爱兰、银梅、韦老太……

《二十二》的宣传海报之一,是海南三位老人的合影,她们坐在塑料椅上,笑对镜头,双手比着“v”手势,和街头巷尾一起聊天晒太阳的老人没有区别。照片拍摄当天,摄制组把一名搬到村头跟孙子住在一起的老人接来,与许久未见的伙伴们见面,她们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一段时间的陪伴与关怀,郭柯获得了老人的信任。李爱连老人在片中说,“他们来了五六次,我都不跟他说实话。”在拍摄的最后阶段,她说出了自己的遭遇,但郭柯选择了关机,虽然这是他曾经一直想要的内容。“我们吃了那么多老人炸的馒头片,她已经像是我们自己的奶奶。如果利用老人去感动观众,无耻。”现在的郭柯很庆幸反思到了这点。

有一天拍摄时,郭柯的耳机里竟然传来毛银梅老人说的日语“欢迎光临”、“请进”,郭柯恍然大悟,“通过这些语言,观众已经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情况,不用老人说出来了,我们只需要把状况呈现出来,让观众自己去思考。”

“我笑着聊,她哭着听。”接受密集采访期间,郭柯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,这些老人的故事,让不少人动容。“心里如果是空白,自然会觉得片子很无聊,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,就会看到平淡中隐藏着波涛汹涌的情感。”郭柯说。

片中的老人。

改片子?不!

拍摄《二十二》时,因为没有把老人们的生活拍得“苦大仇深”,投资方觉得郭柯的拍法不靠谱,决定撤资,并导致拍摄计划搁浅。郭柯曾在微信朋友圈里说,母亲想要卖房支持电影拍摄。而这时演员张歆艺伸出援手:“缺多少钱,找我。”作为四川老乡,他们只在一部戏里有过短暂的合作。“给张歆艺发的信息几乎编了一天,编了删,删了编。”郭柯说,借钱的信息发完之后,他把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,怕看到“不借钱”或者“少借一些”的理由。但张歆艺很快回过来三个字,“没问题”。

挺过了拍摄阶段,电影在宣(传)发(行)阶段再次遇到资金难题,2016年底,南京利济巷“慰安所”旧址陈列馆(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)为《二十二》发起众筹,最终通过近3万人次众筹到了100万元,为了致谢,郭柯专门在片尾公布了众筹人的名字。

《二十二》公映前,郭柯本打算将影片拿到电影节上寻找机会,他穿着花300块买来的西装,几乎跑遍了全世界的电影节。在韩国,有制片商提出修改意见,只要更煽情,就推到更大的电影节,郭柯没答应,“他才看了我不到两小时的片子,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感受。”记住她们!

结束了首映以来近10座城市的第一轮路演,《二十二》在京第一场答谢会活动被安排在三里屯。十几年前,郭柯在这里的酒吧当过一天服务员。

在郭柯的回答中,表达最多的就是感谢,感谢媒体、朋友、众筹者,还有苏智良。他为《二十二》提供帮助的同时,也成为该片的历史顾问。“剧组每到一个地方,只要说是苏教授介绍来的,老人的子女就会放下谨慎,说拍吧。”郭柯说。

有老人过世,苏智良就会告诉郭柯。“刚知道她们的名字,就去世了,然后在片子里加上白框,过两天又是一个。”自接触老人后,郭柯每年都去给老人贴春联,送年货,给老人换掉脏被子。“每年让我们有所牵挂去做一些事情,是幸福的。”对于老人们,潮涌般的“幸福”却来得难以招架。电影上映后一周,郭柯收到了韦邵兰老人家人的电话,请他呼吁别再让网友寄包裹去了,家人几乎每天都要到镇上去取包裹,而且实在是放不下了。也有一些热心志愿者去帮助老人洗衣服,打扫屋子,按摩。还有网友举着手机去直播,干了什么、给了老人多少钱,都要公布出来。而老人为了接待他们,已经无法睡午觉。“这到底是在满足自己还是真的关心老人?”郭柯说,早知道造成这样的状况,就应该在片尾加上提示,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她们。

郭柯认为,记录就是为了记住,这也是对老人表达心意的最好方式。“电影改变不了什么,我只是每年去看看,下一部戏到来,有了情感转移的时候,就是内心告别的时候。但我永远不会忘掉这段岁月,它让我更坚定走好以后的每一步。” 据《廉政瞭望》